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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战略重启在即-凯发官网首页

2015/1/26    来源:中国工业报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15年工作部署,其中令行业侧目的是首次明确提出,将适时启动核电项目建设。国家能源局表示,在经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之后,目前已经形成今年启动核电重点项目建设的意见,并已上报国务院批准同意。
  聚焦重启 华龙一号浮出水面
  关于核电的重启,去年更早一些时候,国家发改委也曾经对此有过明确表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核电发展提出的最新要求,即采用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启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排查和完善,当前中国核电的发展被总体评估为健康、安全,我国核电建设重启已经具备条件。
  2014年11月,国家能源局对福建省发改委、中核集团的请示报告发出复函,称为推进福清5、6号机组前期工作顺利开展,尽快验证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同意该工程采用融合后的华龙一号技术方案,建设国内示范工程。核电领域资深专家向记者表示,鉴于华龙一号的特殊性,预计最快可能在今年5、6月开工。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把重启项目聚焦到华龙一号身上,尽管此前猜测重启首堆很可能是外交层面的决定因素更多一些。现在看来,核电的未来并非是重启那么简单,左右核电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核电在内的中国产业发展思维已经发生改变,那么究竟中国核电路向何方,仍是各界关注问题之一。
  战略布局 国内还是国际
  核电发展对于我国整个核工业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起步至今已有30余年,无论是设计,还是在制造、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中国核电均已积累了相当实力。
  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国内核电设备制造能力在8台套左右。作为产业龙头,核电产业可带动上游、下游相关的装备制造业等各个方面的同步升级发展。
  但很显然,中国的产能以及制造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国际核电市场上,近年来俄罗斯的一枝独秀以及韩国的崛起,令中国核电界压力倍增。
  与国外的核电产业相比,尽管中国核电起步较晚,但几十年来积累的技术创新以及自主知识产权,足以支撑中国核电产业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在建规模以及潜在市场规模最大的核电发展国家,中国核电品牌如果不能走出国门,则意味着更多的相关国产电力设备以及技术标准或将止步于国门之内,缺少参与国际的机会,这也是行业颇为担忧的事情。
  中国核电,其发展早期还只是国家战略安全重要组成的一部分。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核安全观的提出,中国核能的安全开发与利用的理念不断拓展,从减少大气污染到调整能源产业结构,角度在不断更新、不断有所侧重,更近的一步则是核电的“走出去”。 
  对于核电,当前社会上热议的国家层面的“推销”行为,实际上已经将核电发展带到了另一个层次。在过去若干年里,核电始终是中国在国家策略上一个重要筹码。中国是核电技术的应用国,引进了多国技术及设备,在当时看来不仅仅是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多个战略交集后的必然选择。
  而现在,中国已经建立十分完善的核工业体系,核电产业也初具规模。那么,在全世界核电市场全面回暖之际,如何把国内核电的产业优势转换为品牌优势和经济效益,应该是中国高层决策者考虑的重心。中国核电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以我为主的新时期。虽然它仍将是国家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筹码,但现在它不再强调引进,而是要求更多地输出。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核电的发展正在由二代向三代转变,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放慢步伐。中国在二代加以及三代,甚至是第四代核电技术方面具有较强的基础和技术储备。根据国家层面的要求,今后中国核电建设将以三代核电起步。为此,中国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扩大三代核电的建设速度和规模。
  在战略布局上,中国目前在建和已经投运的机组仍然以二代加为主,但如果从未来中国核电战略的新高度考量,那么二代加或者说是二代改进型并不符合走出国门的国际化要求。 
  可以肯定的说,未来中国三代核电一定会占据装机主要份额。无论是从核安全以及走向国际的要求角度来看,核电的战略布局将会呈现三代核电“以出口带动整体水平提升,以国内规模建设保证出口质量”的总体态势。 
  技术路线 华龙还是cap1400 
  目前在中国,能够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三代核电”的有两个代表。一个是由中国两大核电企业——中核集团和中广核联合研制的华龙一号。 
  华龙一号的技术融合了“能动与非能动”三代核电的先进设计理念,主要技术指标和安全指标满足我国和全球最新安全要求。更为关键的是,它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参与国际竞标条件。 
  另一个三代核电技术代表就是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引进的ap1000技术,以及由ap1000技术延伸过来,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cap1400。 
  ap1000技术从决定引进伊始一直到今天,社会给予的关注度从未降低。这其中褒贬不一,争执不断。多方的信息表明,原本计划在2013年年底就该完工的ap1000的首堆工程,可能要拖期三年,到2016年年底甚至更晚才能建成,这更加重了此项目经济性、可靠性的质疑和担忧。
  把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技术的一张图纸,实实在在转变为一座世界上首台第三代核电站,其中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已经绝非金钱可以衡量。记者曾了解到,仅仅因为外方一个小的修改,就需要把已经浇灌的混凝土工程重新来过,工程建设参与人员不禁感慨万千。 
  不能否认,作为中国首个非能动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确实把中国的核电技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最初中国是希望,通过ap1000本土化的改造,能让中国如同世界其他核电出口大国一样,在满足国内核电自主建设发展的同时,实施核电成套技术“走出去”的战略,赢得世界核电订单。
  现在看来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工程拖期、工程造价升高还不算最为重要的事情,而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缠才是更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与西屋公司“净”功率与“毛”功率的争论之后,国核技为了摆脱西屋公司有关知识产权的纷争,无奈将cap1400的额定功率增至1500mw。cap1400是国核技通过对ap1000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并沿袭ap1000全非能动安全设计理念设计的新机型。国核技的这一突破,此后也曾让西屋公司颇为紧张了一段时间。
  尽管这个功率大大突破了西屋公司对采用堆芯熔融物堆内滞留(ivr)非能动技术规定的功率上限,也可以说是中国拥有了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仍有不少。
  根据法国核电研究机构的实验结果,当功率超过125万千瓦,压力容器对于金属熔液的保护作用就会大大降低,熔堆危险也会大大增加。这或许也是西屋公司为什么会把知识产权的红线定在135万千瓦的原因之一。
  经历了诸多问题和实际困难之后,ap1000以及cap1400从最初的压倒性姿态,现在已经变得平和了许多,这也为另一支本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腾出了许多发展空间。
  华龙一号与cap1400分属渐进型和革新型三代压水堆机型,不同的系统设计和大型设备制造,对机组的成本投资和运维费用等有不同的影响,但均属于自主化三代机型,长远来看不同的机组功率可以满足国内外不同核电业主的需求。
  眼下,两者最大的共同点是都需要通过首堆工程的验证示范,实现向成熟机型的过渡。这是中国自主化三代机型走出国门前一场至关重要的比拼。相比而言,未来cap1400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能要比华龙一号大得多,但输赢并不重要,结果只会对中国核电发展更有利。
  产业发展 大一统还是各自为政
  中国高铁南北车的合并,对于整个产业界的影响,不亚于一次地震。重组的因素有很多,但导火索似乎还是由海外竞标过程中的自相倾轧引燃。中国核电若想成功“走出去”,同时避免内耗和恶性竞争,南北车的合并为行业发展给出了足够的警醒和提示。
  如果是市场行为就会有分散风险的要求,那么中国的核电技术也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百万千瓦机组的核电技术不应只有ap1000或cap1400,因为要避免“共模”效应。当初ap1000引进之时,是否应以ap1000三代核电技术替代所有核电技术的声音此起彼伏。对于压水堆的总技术路线,核电界没有太大分歧,关键是在于是否应该形成以ap1000为主的核电建设规划。
  有业内人士曾指出,三代核电是未来的主流方向,但决不能抛弃中国的自主化发展技术,况且在ap1000并未获得成功运行经验的前提下,一旦规模化后出现事故,其结果难以想像。
  但也有业内专家认为,中国的每个核电站都不一样,发展下去难以形成合力。而统一技术的好处则在于,制造企业可以根据统一技术要求进行生产制造,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核电大单争夺战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当前核电界还有一种主流观点,强调要形成一个核电整体,就像南北车的合并,彻底解决所有的纷争。但在这种思路下,行政上可以实现,但实际上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核电业界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核电的堆型选择问题。
  目前,世界上俄罗斯有vver,法国有epr,这些也是压水堆技术,且epr也属于三代核电范畴,加上加拿大的重水堆,还有美国的ap1000,这些似乎很容易辨析,因为品牌单一。对于中国而言,是要形成一个品牌,还是要一个“中国制造”,是急需政策决策者权衡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先进的核电技术,这些技术的一些本质和核心是共享、交融的,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形成统一的品牌,不是最为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技术应该是最为可靠、先进、安全的,要在世界面前形成一个核电“中国制造”的大品牌。如果国内多种核电技术齐头发展,对我国下一步发展来说将会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
  不管是成立国家资本投资公司,还是强强联合,抑或是企业继续独立发展,哪种模式最适合核工业发展暂时还没有最终的结论。但有一点决不能忽视,那就是国家意志,建设核电强国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都要以此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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